2017浙江公务员考试《综合应用能力》考前速记(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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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人性化执法

　　众所周知，城管队伍因其特殊的工作对象，一直处于舆论监督的风头浪尖，更是一度被视为“形象最差”。而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除了城管执法人员本身法律法规水平不高、文明执法理念欠缺以外，与被管理对象没有守法意识、不配合执法也有关系。这就说明，城管执法难并非思想素质太差，需要考试经验。现实中，城管的执法活动，存在诸多难以预料的可变因素，即使事先有充分的处置预案，也可能出现各种意料之外的情况，能否有效处置才是真正的“考题”，城管执法更是一堂生动的实践课，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既成处置办法。

　　第一，要真正提高城管执法能力水平，在加强执法队伍建设，强化依法执法、文明执法意识，通过学习教育提高城管队伍思想素质的同时，更为重要的是要强化实际工作锻炼，不断丰富执法工作经验，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和化解风险、危机的能力。

　　第二，坚持同群众“面对面”。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是管理者开展工作的基础。要时常关注基层群众生活，在管理工作中建立经常性联系群众的长效机制，如下访机制，沉下心来，与群众拉家常，解难事，以制度的刚性规范管理行为，以制度的持久彰显为民的柔情;坚持与群众“心贴心”。

　　第三，坚持与群众“实打实”，管理者要淡化为官心态，规范执法，将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当做义不容辞的责任，诚心办实事，尽心解难事，坚持做好事，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在柔性管理中达到为民服务的目的。

　　五、依法治国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依法治国，把治国理政纳入法治轨道，把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是执政兴国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保证。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法治时，多次援引《韩非子》中的话：“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对此，一般理解为执政者依法办事，国家就强盛，反之就衰弱;也有人理解为，遵纪守法的人是成为强势群体还是弱势群体，关系一个国家的强弱。总之，都是强调法治至上的精神及其极端重要性。

　　全面依法治国，首要的命题是建设法治政府、提高司法公信力，也就是要使“奉法者强”。如果一级政府发一个文件就可以给自己增设一项权力，如果执法人员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甚至以权压法、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如果司法人员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吃了原告吃被告”，怎么可能在全社会形成崇尚法治的风气?

　　欲使“奉法者强”，首先要通过制度建设约束公权力，培养公职人员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意识。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省就曾专门为四套领导班子配备律师顾问团，陪同下乡接访。如今，各级地方政府都在按照中央要求，大力推行政府法律顾问制度，以使政府行为在法律的规制下展开。这当然只是法治进步的一个方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级领导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奉法者”众多，然而他们强不强，关键还要抓“关键少数”。商鞅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党政主要负责人是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自己首先要有法治意识，做到在法治之下、而不是法治之外、更不是法治之上想问题、作决策、办事情。

　　历史上有名的马服君赵奢，做征收田租的官员时，“收租税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便依法处治了平原君家9个当权管事的人。平原君大怒，要杀赵奢。赵奢说了这样一番话：“君于赵为贵公子，今纵君家而不奉公则法削，法削则国弱，国弱则诸侯加兵，诸侯加兵是无赵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贵，奉公如法则上下平，上下平则国强，国强则赵固，而君为贵戚，岂轻于天下邪?”他的意见与韩非惊人相似，却或许更值得各级“关键少数”深思。

　　六、服务行政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简化优化公共服务流程方便基层群众办事创业的通知》，要求各地加强部门间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从源头上避免各类“奇葩证明”“循环证明”等现象, 为群众提供更加人性化的服务。

　　实践中，从令人哭笑不得的“奇葩证明”，到网络吐槽办证的“黑色幽默”，公民行使权利过程中遭遇到的行政确认壁垒，一度令公共舆论瞠目结舌。这些现象产生的原因, 有执法者基于工作责任的过度担忧, 有行政管控思维的惯性影响, 有部门间信息共享的阻滞，也有制度规范随意添附义务的非理性冲动。归结到一点, 则是公共行政的服务理念缺失。

　　现代政府是服务型政府，公民办证过程中“磨破嘴、跑断腿”的辛酸, 折射的是一种懒政思维和衙门作风。长期以来，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理念仍停留于计划时代，传统管理者的角色定位，让很多执法者习惯了高高在上、发号施令、以我为主。办证难等现象凸显的，是一种传统行政生态，即以行政部门乃至具体的办事人员为中心，以权力运行的方便而将义务随意添加到相对人身上。这与“以相对人为中心”的现代公共行政服务理念相去甚远，也有损政府部门运作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基础。

　　当官不为民造福，不如回家卖红薯。针人民时评对官员个体的道德伦理性要求，更需要上升到制度层面，推进整个政府行政理念的嬗变。在法治背景下，公务员就是公共行政服务员，政府部门就是公共行政服务机构。现代行政法的一个重要价值，就是要推动传统管理型行政向现代服务型行政转型，将服务行政理念浇铸进各项法律制度当中，促进各级公共行政部门为群众服务。中央政府下发简化优化公共服务的通知，以及此前民政部、公安部等采取措施整治“奇葩证明”等措施, 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政府自我治理，是实现公共行政转型的重要条件。

　　人性化的公共行政服务，不能依赖于具体公务人员的道德品行;改变传统的行政思维，也难以通过一纸通知就顺利实现。现代公共行政领域之宽泛、基层服务部门之繁杂、公务执法人员素质之不均，表明普遍意义上的服务行政很难通过简单的方式实现，持久性的效应必须确立在稳定的制度基石之上。所以，在中央政府行政指令的导向下，更需启动制度建设模式，将服务行政的各项要求纳入行政法律制度之中，成为各级部门依法行政的核心理念和自觉遵循。

　　为此，需要从权力与权利关系的法律调整上，回归公民权利本位，彻底清除随意添附公民义务的“红头文件”，严格遵照法律规定和权限范围开展公共行政服务。也要及时将实践中好的服务行政经验上升为普遍性的制度规范，尤其是将“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吸纳进制度创新范畴，变“群众奔波”为“信息跑腿”，变“群众来回跑”为“部门协同办”。此外，还应赋予相对人必要的救济机制，从整体上将服务行政的要求纳入考核和问责范围，引入公共评判和第三方评估机制等等。

　　唯如此，才能倒逼公共行政从“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才能流程再造，让“服务行政”的理念牢牢树立，才能让群众不再为“奇葩证明”跑腿伤心。

　　七、互联网+行政执法

　　“互联网+”时代行政执法机关如何依法行政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普及，特别是智能手机的大规模使用，在给大众生活带来便捷的同时，也给执法部门的依法行政工作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互联网+”时代，法律法规随手可查，尤其是部门权责网上公开，行政处罚决定网上公示等等举措的实施，让原先不为人知悉的信息更加公开透明。社会大众成为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新生力量。仅区市场监管局2015年受理的网络投诉、举报已经高达42.3%，成为仅次于12315投诉举报电话的新的投诉源。另一方面，因为网络的虚拟性、开放性、隐蔽性等特征，网络市场监管也成为执法机关的新难题。可以说，“互联网+”时代，因为公众的参与，让执法机关的依法行政工作变得危机四伏。如何运用好互联网这把双刃剑，变被动为主动，争取一切可以支持的声音，成为摆在行政机关面前的重要课题。笔者将结合日常工作中的问题，就“互联网+”时代行政执法机关如何依法行政谈些浅见。
（编辑：谕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