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浙江政法干警面试技巧之招警面试问答28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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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支疲惫之师

　　"中国警察论坛"不久前做了一个小调查："有罚款任务的请举手。"

　　数百个回应显示，大多数地方的警察都有罚款任务，每年普遍在2万元至5万元，最高可达10万元。

　　"当了这么多年警察，经济创收好像总是处于工作的第一位。"一位警察如是感概。

　　另一位警察回应说，"只要有任务，像孙志刚那样死的人以后还多，那几个被判刑的警察不冤吗？你问问他们看有没有任务!"

　　而这个论坛的另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一个普通的警察薪水通常在800元至1200元之间。

　　警察一方面在社会上享有特殊地位，一方面收入总体偏低，不仅影响士气，还容易产生心理失衡在执法中滥用权力。

　　为了弥补收入和经费之缺，罚款成了公安机关一个重要任务。在当前大多数地方，财政拨款只能满足警察经费的一小部分，其余需通过罚款解决。

　　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指出，罚款的实质就是，政府利用老百姓的过失作为生财之道，成为警民关系紧张的根源。

　　与财政供给不足相对照的，却是中国警察强大的工作量负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王大伟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各国警察与人口数量的平均比例是万分之三十五，中国远远低于这个数，基本上是一个警察干三个警察的工作。

　　一些调查显示，警察的工作量是所有公务员中最大的。他们一般每天要工作11～15小时。一个警察一年的工作量相当于同级政府部门公务员两年半的工作量。

　　据王大伟介绍，中国每年有400多警察牺牲在岗位上，这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很大的数字。这位老公安感慨地说，"虽然这支队伍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整体上，他们的奉献精神是超人的。"

　　但是奉献精神并不能永远管用，王太元指出，中国的警察大部分刚进队伍时还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却越来越差。"物质的力量不解决，精神力量最终将不起作用。"

　　"战士"还是"公仆"？

　　在今天中国讨论警察形象与职能的时候，世界发达国家已进行了四次警务革命。

　　1829年，英国人罗伯特·比尔创立了近代最早的警察。比尔设计的警察服与当时街头上普通男性的服装毫无二致。惟一的差别是，这件衣服上挂着警察标牌，以利公众识别。这一设计的初衷，是提醒警察要始终贴近公众，塑造警民一家的形象。

　　开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第二次警务革命发生在美国，叫警察独立执法运动。美国警方提出，警察应当是单独的执法力量，警察只对法律负责，只承担执法的任务，大量服务公众的非警务活动被改革掉了。

　　第三次警务革命是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的警务现代化运动。西方各国警察都实现了四个现代化：车巡代替步巡、计算机的运用、指挥系统现代化、个人装备现代化。警察被定位为打击犯罪的"战士"。

　　在西方警察达到其人财物的鼎盛状态时，问题出现了：与警察人员数量和装备同步上升的，却是犯罪的增长，以及警民关系的恶化。老百姓发现，"车轮子跑得越快，警察却离公众越远"，他们提出新口号："宁要更夫不要机器人"。

　　于是，第四次警务革命应运而生，其主题是社区警务运动。犯罪学家们发现，产生犯罪的根源是社会，抑止犯罪的主力是公众，警察只是打击犯罪的一个方面，不是主力。

　　在这种理念支配下，整个西方国家警察工作的重心变了，警察主要是起组织领导民众的作用，更多的防治工作在社区和群众。这就是标本兼治、综合治理。与此同时，西方警察的形象，开始由"战士"，向罗伯特·比尔最初提出的"公仆"回归。"满意决定警务论"成为新流行，警察们开始进驻社区和村庄，公众的安全度和满意度成为他们追求的目标。

　　王大伟认为，今天中国警务改革面临的，是西方第三次和第四次警务革命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进行装备现代化，另一方面，要迎合世界潮流和民众的需要，回归警察的公仆职能。

　　"有求必应，有难必帮"，这是福建漳州110确立的口号，几年前，它曾经令中国人对于警察形象耳目一新。但现在，这句口号成为许多警察机关的包袱。许多人抱怨，110成了"万金油"，人们什么事都要找110。

　　世界警察理论界有个八比二理论：全世界的报警电话，80起是求助的，20起是执法的。也就是说，百姓期望的警务，80％都是公仆的工作。王大伟在基层派出所做过的调查发现：派出所的工作，20％是打击犯罪，30％是基层基础工作（户口、档案、身份证），50％是其它服务性琐事。

　　这固然让目前的警察机关不堪重负。但王大伟说，这却正是世界警务革命的潮流，也是中国警务改革必须走的方向。

　　回顾世界警务革命170多年走过的历程，公安问题专家王大伟说，今天，中国社会各界对孙志刚案件、黄碟事件作出的强烈反应，在根本上体现的就是公众满意度的问题，它在事实上上已经成为中国老百姓衡量警务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也正是"执政为民"、"执法为民"的根本含义之所在。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