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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不是唯一因素
“在外辛苦打工一年下来只存得不到1万元,继续干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再说我的孩子就要上小学了。”周江才对记者说。他一家3口在2012年12月底举家搬回湖南老家。
邵阳周江才在中山石岐区一个知名山庄楼盘当保安,每天上班12小时,月总收入2500元,他妻子在一家塑料制品厂打工,月收入近2000元。扣除社保等费用之后,他两夫妻每月总收入4000多元,而每月生活费开支、房租、女儿上幼儿园费用等总开支已经接近3000元,这意味着他家每月只能存下1000元积蓄。
2010年,随着美国经济的缓慢复苏,珠三角出口加工企业终于拿到新订单,开始组织新一轮的生产。然而,“用工荒”却不断出现。这只能说明,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制造业的活跃程度。
最突出的原因,是制造业工人薪酬收入与生活成本之间的矛盾。实际上,按外来工目前的工资水平与生活成本相比,在外打工已经没有多少吸引力。再加上由于目前的户籍政策导致外来工子女读书难,那些像周江才一样在外打工多年的30~45岁年龄段青壮年外来工已经无法再继续留下来,返乡另谋职业是必然选择。
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传统产业受国家政策拉动开始兴起,当地的薪酬水平与生活成本相比优于外出务工,使越来越多的外来工选择返乡在家乡周边小城市就业。
外来工紧缺,本地人也不愿打工。由于近几年来房地产泡沫兴起,土地价格飙升,中山本地农村普通人均有土地入股分红,有的村庄甚至每人每年可分得数万元,于是有不少农村劳动力选择不就业;有就业意向的农村青壮年都不愿意干企业生产一线的职业。
而那些80、90后新生代外来工与上一辈农民工相比,观念、追求已经发生很大变化。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近80%的中山外来工是“80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外出打工已经不是单纯为了谋生,更多是想在满足生存的前提下,谋求个人融入所在城市的发展空间,提升生活幸福指数。
低端制造业的低薪酬让他们越来越难以忍受了。在金融危机中,许多制造业企业采取待岗减员等措施来压缩成本、维持运转,造成大量外来工流失、返回家乡。部分企业并没有把外来工当作企业的宝贵资源,往往有订单就招人,订单任务完成就裁员,造成员工对企业没有归属感,因而就业缺乏稳定性。
“很多企业老板很黑心的,我们累死累活之后账面上的应发工资的确有3000多元,但老板制定了很多非常没人性的苛刻管理制度,员工被扣除罚款之后,实际收入也只有2000多了,所以打死我也不愿回原来那个厂了。”在中山汽车总站门口的一个招工点上,来自广西崇左市的27岁小伙农立进对记者如是说。
政企联动应对
“如今已经有几家台资服装厂、鞋厂到广西博白、广西桂平等劳动力较充足的内地开设分厂,而机械电子类的台资企业则选择武汉等地作为开设分厂的地址,在当地生产半成品之后,拉回中山组装成套再出口。这或许是一个渡过难关的有效办法。”中山市台商投资企业协会监事长、合一(中山)电子元件有限公司总经理吴连助对记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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