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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修蛟分析称，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上虽然规定了申诉程序，但比较笼统，而且受理条件非常苛刻，即便如此，司法机关受理申诉的部门在日常工作中还常常违背立法，对于一些明显具有合理性的长期申诉，或是出现了新证据的案子也不管不问。
陈永生的研究证实了“伸冤基本靠真凶和‘复活’”的民间说法。他发现，20起冤案都是因极其偶然的因素而得以纠正，其中17起是因为发现真凶，另外3起是因被害人“复活”。张氏叔侄案真凶浮现后，同监犯人笑称他们“中了彩票”。如果蒙冤者的一线希望仅系于中彩票般的极小概率之上，本应严肃的司法制度也就沦为娱乐性的博彩活动了。
冤案模式
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永升这样形容典型的中国冤案模式：“一抓进去就打，一样的命案必破的口号，一样的政法委协调，一样的公检法三家‘兄弟单位’联合办案，一样的屈打成招，一样的疑罪从有，后来，一样的被害人‘复活’……”除了正式纠错制度上的缺陷以外，冤案难以纠正的玄机也埋藏在这个典型的“冤案模式”中。
中国的命案破案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这一成果虽然有利于维护社会安全，但其中难免出现急于破案和草率定案的问题。陈永生分析的20起冤案中，无一例外存在严重的刑讯逼供问题。其中最为严重的吴鹤生案中，被告人遭受了71次刑讯逼供，最终司法机关仅凭其中一次有罪供认就将其定罪。
赵作海案获纠正后，时任商丘市公安局副局长在刑讯逼供问题上依然闪烁其词，说“冤案或许不是公安机关有意制造”，将其归咎于“民警素质和办案机制”。此后，3名涉案民警被追责刑拘，这也是冤案纠正之后，少有的办案人员被追责的案例。
现有的刑事诉讼程序也设置一定的避免刑讯逼供的机制，例如在佘祥林案件中，面对公安局提交的存在明显疑点的证据材料，检察院多次退回补充侦查，法院也曾发回重审，但最终还是走向了有罪判决。其中关键的转折点就在于政法委牵头举办的“三长会议”（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当时被害人家属召集了200多人多次上访，造成了很大的社会压力。出于维稳考虑，政法委出面调节，将若定罪本应判处死刑的疑案，从轻以15年有期徒刑结案。
最近得到纠正的李怀亮案，也出现了类似问题。出于维稳考虑，据报道，司法机关与死者家属签订了“死刑保证书”，“约定”如果判处李怀亮死刑或者死缓，死者家属将停止上访。此外，政法委还有可能出于完成“任务”的考虑而出面调节。2002年，最高司法机关发起清理超期羁押案件的运动，在这个背景下，因证据不足而被长期羁押的赵作海被迅速提起公诉，最终造成冤案。事后调查发现，办案公安机关以清理积案的缘由将赵作海提交商丘市政法委讨论，商丘市政法委召集公检法三家召开专题研究会，对案件进行协调，要求商丘市检察院20日之内必须诉到法院。
有学者将此类因为政法委协调而造成的冤案称为“政法冤案”。2005年，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指出，除涉及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案件外，县级政法委一般不协调案件。中央政法委和省级政法委在实践中很少参与协调刑事案件，因此政法委的个案协调主要发生在地市级层面，而大部分已发现的冤案都涉及严重的暴力犯罪，一审管辖权在中院，与之相对应的正是地市级的政法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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