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公务员面试时政热点：“人民公仆”的历史由来与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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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公仆”的时代：以古代中国为例，家国同构，官父民子

　　所谓“官”“民”之间的相互关系，从本源上讲就是“仆人”与“主人”的关系，而绝不是后来被长期“异化”的那种所谓“官父”与“民子”的关系，

　　在原始的氏族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阶级统治，也没有压迫奴役，因而那时的天下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公天下”(《礼记·礼运》);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长幼侪居，不君不臣”(《列子·汤问》)，“未有君臣上下之别”(《管子·君臣》)的平等关系。而对作为公共权力的执行者、管理者和服务人民的氏族首领的去留，则是通过召开氏族会议这种“民主集会”的方式，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实行的是“选贤与能”的直接选举制度和“流共工于幽州”(《尚书·尧典》)的直接罢免制度。那时的氏族首领虽无“公仆”之名，但他们做的却是“公仆”之事。因此，这种制度是一种没有任何等级秩序和阶级属性的民主政治，曾被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称为“原始的民主制”和“自然的民主制”。

　　但是，随着氏族社会的解体，一种“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私天下”(《礼记·礼运》)出现了。与此同时，原来那种“首领”与“成员”之间的平等关系，也从原来的主人与仆人、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被私有制的产生和国家的形成所完全颠倒。以中国古代史为例，在整个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始终都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因此，进入奴隶制时代以来的古代社会，就完全变成了一种以私有制、世袭制、家长制、委任制为主要特征的“家国同构”社会。家庭的道德伦理就是国家的道德伦理，因而治家与治国是相互贯通的。治家实行的是世袭制、家长制和委任制，而治国也同样实行的是世袭制、家长制和委任制。在中国古代，“父母官”提法的最终出现和长期存在，正是这种“家国同构”的专制社会的自然延伸或必然产物。

　　早在殷商先秦时期，《诗经·大雅》中已有了统治者是“民之父母”的记载，《礼记·大学》还对身为 “民之父母”的君主和官员提出了明确要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从那时以来，君主和官员都在老百姓面前以“民之父母”的身份自居。

　　从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角度看来，官父民子的官民关系对于建立并保持促进生产力持续发展的稳定的政治秩序功莫大焉，但是，这种封建的官僚本位思想必然带有封建制度的全部局限性。正如郭沫若所言：“在官僚本位之下，无论‘贪官’还是‘清官’，有一个根本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自命为‘为民父母’，用家长制的包办来‘为民做主’。”“为民做主”即是承认等级特权，为了维护特权阶级的利益，必然漠视、忽视人民权利，必然容忍“潜规则”，容忍腐败，甚至开历史倒车阻碍社会进步。这也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名臣”、“清官”代不绝书，却不能根治他们生活时代的政治腐败的原因。等级制度承认特权，封建王朝得益于特权阶级的维护，也必然葬身于特权阶级的滥权和腐败，要从根本上扭转王朝更迭的历史周期律，只能靠人民当家做主，把封建社会颠倒的官民关系扭转过来。

　　所幸，原始民主制所留下的星星之火，并未因专制统治的长期存在而走向熄灭：在奴隶制时期，有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政治在继续传承;在封建制时期，有欧洲的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少数城市共和国的民主政治仍在不断延续。即使是专制历史最为长久的古代中国，春秋末期的晏婴也曾提出“以民为本”说法，盛唐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柳宗元提出“官为民役”、“吏为人役”的主张，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理论。所有这些具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政治思想，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对专制时代官民等级观念的超越。当然，这些民主政治的“星星之火”，在专制社会中只能长期处于“边缘地带”，不可能成为专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这些“星星之火”作为人类精神文明的宝贵财富，却在明哲之士中间薪火相传，成为点燃现代民主思想“燎原之火”的火种。 （编辑：adm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