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解析拜登外交政策， 至关重要的“对华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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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时间11月8日凌晨，美国多家主流媒体宣布，拜登率先赢得270张以上选举人票。过山车一般的美国总统大选徐徐落下帷幕，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即将成为第46任美国总统。多国领导人在推特上祝贺拜登当选。不出意外的话，2个月后美国将进入拜登时代。

　　那么，如果美国进入拜登时代，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走向，是会延续特朗普时期的“新冷战”手法还是转向对华缓和?在特朗普执政时期，很多外交政策分析人士对于美国政府政策走向总是用“高度不确定性”加以概括，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会更加稳定和有迹可循吗?

　　拜登的外交政策关键词是“中产”

　　如果用一个核心词概括拜登的基本外交政策，那应该是“中产”。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在2020年3/4月号的《外交》杂志上，拜登发表了一篇重量级的竞选文章《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明确提出了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框架，对内恢复民主，对外实施“中产的外交政策”。

　　一般而言，重要政界人士在《外交》上刊发的文章预示了执政团队的基本政策。例如， 1947年7月乔治·凯南发表于该刊的《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就是冷战宣言，建议美国政府以现实主义的姿态遏制苏联。特朗普政府在大选日投票前夕于国务院网站上公布了一份文件，对应的就是这篇当时署名“X”先生的文章。由此可见，凯南这篇文章在美苏冷战中的象征意义和巨大的动员能力。

　　中国人更为熟悉的可能是1967年10月时任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发表在该刊的《越南之后的亚洲》一文。共和党人尼克松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了总的对华政策基调——“没有孤立的遏制政策”，并强调让拥有10亿人口的中国隔离于国际社会是一件分外危险的事情，也是不可持续的。

　　这一政策主张被认为是尼克松打算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宣言，后来美国对华关系的发展似乎沿着尼克松的这篇文章基调往前走着，基辛格和尼克松很快于1971年访华，中美于1979年1月正式建交。

　　拜登的对华政策将与特朗普时期有很大不同

　　从《外交》在美国对外关系领域的地位以及在重大事件中的作用看，拜登的对华政策也是明了的。

　　按照拜登在《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的说法，拜登政府对华关系的基本主张可以概括为如下3条。第一，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据全球GDP一半以上的分量，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的规则。第二，美国对华将采取强硬措施，不让中国主导未来的技术和产业发展。第三，美国打算在气候变化、防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

　　显然，这一政策主张与特朗普时期的对外政策有很大不同，特别是在第一条和第三条上。预计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将欢迎拜登的这两项主张，即团结起来重塑西方的优势地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和中国合作。第一条预示着美国新政府将恢复多边主义，但对华关系上具有一定的对抗性。第三条即进一步壮大中美利益交汇的领域。

　　但是，也不能忽视拜登新政府的第二条主张，即阻止中国崛起为技术和产业强国。因而，在评估美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时，既要从双边关系角度衡量，也要从多边角度衡量。

　　从双边角度看，拜登政府的对华政策有可能比特朗普政府趋于缓和，但同时，也要看到，拜登要比特朗普更加重视盟友的地位和作用，将领导盟友重塑多边领域的国际经贸规则。

　　8月30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法国演讲时指出：中美之间的分歧或者矛盾，不是权力之争，不是地位之争，也不是社会制度之争，而是坚持多边主义还是单边主义，倡导合作共赢还是零和博弈。这才是目前中美关系面临问题的本质。

　　9月9日，王毅在出席中国—东盟外长视频会时又重述了上述论断。近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也指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时期，上述表述无疑十分重要。

　　拜登重振中产、打造美国新社会并不容易

　　在这场备受瞩目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加分裂的美国，因而拜登欲通过重振美国中产，打造一个更容易实现“美国梦”的新社会。但是，这一任务非常不容易。

　　2008年12月，拜登在奥巴马总统竞选成功后担任副总统，当时即表示要重建美国的中产。虽然奥巴马和拜登等人认识到了“美国病”的症结，但是却难以开出良方解决这个难题。

　　美国中低收入阶层并不认为全球化创造了互利共赢的局面，最终低收入阶层通过选票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释放了一种闻所未闻的破坏力量。

　　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策略最大的不同在于，拜登认为要通过国内重塑民主、对外推进中产外交，重新领导世界。

　　那么，拜登的这种战略能否成功呢?在很大程度上，这将取决于美国和西方世界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

　　拜登在《外交》中的文章说，美国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四分之一，美国和西方国家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一半。从数据来看，拜登的撰稿人用了世界银行以及IMF的数据。如果换成美国战略界人士，如已故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等人使用的美国农业部数据，那么美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比重将很快跌破20%。

　　如果西方世界的经济占比持续下降，那么领导世界是不可能的，重振中产也很渺茫。逻辑是这样的，由于二战后美国和西方占据着全球经济的七成以上，因而成了绝大多数国家的买家。其他国家只能通过卖给美国人东西获得经济增长，美元的地位和价值就突出了。因而，世界领导力的核心在于市场规模的大小。

　　中美未来竞争取决于中产及市场的规模

　　中国有14亿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4亿人，是全球最具潜力的大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

　　因而，中美在未来的竞争将取决于谁能够持续壮大中产和扩大市场规模。按照世界银行2020年5月发布的报告，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总量在2017年已经超过美国。如果按照IMF的数据，那么6年前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拜登新政府如果就位，首先要完成对特朗普政府遗产的清算，那么短期内美国政府还难以制定完善的新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中产外交更是需要时间验证。

　　拜登在文中还强调：美国要想在未来与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的竞争中取胜，就必须增强其创新优势。回顾美国的历史，美国的创新依赖于两种力量，一是政府，特别是安全领域的持续投入;二是市场的竞争，这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力量。

　　然而，自由主义式的市场力量也是今日美国贫富差距的最主要根源。拜登寄希望于创新，又要减少不平等，在美国现有制度体系下，这两种目标事实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

　　还有一项不容易注意到的历史事实是，在冷战开启之前，西方世界的主流国际关系思想其实是建立在中产基础上的自由理想主义。例如，如今被誉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奠基者的汉斯·摩根索，其主要思想就是建立在批判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中产外交的基础上。

　　70多年后，拜登再度使用“中产外交政策”，是否预示着对权力政治的扬弃，特别是对导致冷战的现实主义的漠视呢?显然，答案不会这么简单。但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拜登的外交政策及其对华政策，至少将偏离这几年来甚嚣尘上的“新冷战”政策，进入一个新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