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王蓉：研究生提不出问题，责任在大学和教授

这几天看到不少学界同仁讨论“研究生为什么提不出问题”，不少人将问题归咎于学生，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一个持续了十几年的改革实验 ——“问题化学习”。
2015年10月，在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的会议上，上海市教育学会会长尹后庆在发言中说：“如果我们不知道学生是怎么学习的，如果学生对我们永远是抽象的，如何让我们看得见一个具体的学生？如何看见他们的学习行为？他们的学习路径是怎样发生的？”
他进而提出，中国的基础教育受应试教育的影响严重，与课堂学习目标无关的问题就会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问题，学生没有时间慢慢思考、没有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没有机会进行自由的探索实验。
上海市宝山区有一个教研员带了100多位老师，历经12年进行理论梳理、行动实践、科学实验、应用推广，在这个基础上提炼了一个成果，这个成果就叫作“问题化学习”。
他们总结了一套教学法，包括问题化学习过程中的问题集优化、问题链优化、问题网优化等。
2016年，尹后庆在另一个会议还提到“问题化学习”中的情景化与情感性问题，说得也非常精彩。
他说：“所谓情景的核心是学习者的经验，他的间接知识学习的经验和在情景里面所获得的直接经验能够交融。
这个交融，在某种程度上是能够调动学习者学习中的积极情感的。当学习的内容跟学习的过程能够充分调动学习情感的时候，学习过程就不仅仅是知识记忆的过程，也不仅仅是认知的过程，而是情感共鸣的过程。
这个过程就为知识内容与学生的学习、生活，同他的经验、情感，乃至生命架起了连接之桥。”
基础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固然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尹后庆的问题“学生是怎么学习的”，是所有教育机构和教育者都先要回答、把握的最基本的认识论问题。如果不从这样的问题谈起，就不可能找到根本的症结所在。
我所在的研究所被打上“智库”标签。在国内，有些教授瞧不上“智库”，感觉低人一等。
我的美国导师却对我办这个研究所很赞同。他说，这是一个独特的学术体验、学术经历，研究中国的教育或国家治理，这种体验和经历是很有必要的。
这是一个美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对于这类研究活动的典型反应。
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价值观层面的问题吸引了很多关注，但是我觉得认识论层面的问题同样值得讨论。
此前，一些文章提出，研究生不会提问题，在于功利的科研环境影响、导师打消学生提问的积极性等。在我看来，在社会科学领域，学生们如果局限在狭隘的课堂和文献中，就提不出问题。
深入一步思考，我们的研究生教育为什么没有相应的制度化安排和系统性的努力来促使学生的学习更多地与真实的生产生活实践或个性化的工作经历、体验结合起来？
为什么我们研究生的课堂没有更多情景化的教学设计，引发学生提出问题？
我们作为教师是否认真尝试过调动学习者学习中的积极情感？
总而言之，研究生提不出问题，不能纯粹地把问题归咎于学生。其破解之道包括：
方法一，某些研究生专业应该主要或者只招收有工作经验的学生。美国不少研究生院招收某些专业的研究生要求有工作经验，这是一个基本的制度性安排。
方法二，作为大学教师，特别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我们首先应该创造更多的机会，让研究生在培养周期中有充分的生产生活体验和观察。其次，在教学环节中，采用多种教学形式，创造相应的情境，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学校对此应该有制度化的支持。
研究生教育的课程教学阶段是基础，目前得到的重视还远远不够。
在此，我想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研究生提不出问题，责任在学校和教授身上！相比之下，我国高等教育包括研究生教育的教育教学改革实在是远远落后于我国基础教育。倘若能引发一些批评和争议，也是好事。